因为房价持续上涨，还出现了一个炒房阶层，即购买住房不是用于居住，而是用于投资，实则是投机房价持续上涨。

夫妻联合申报由12700美元提升至24000美元)。第三，作为总统兴建基础设施计划的一部分，将简化审批程序，降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成本，并缩短审批周期。

昨晚刚刚看到一份由美国国家独立商业联合会(NFIB)发布的美国中小企业乐观指数报告，里面有一幅图表很有意思：自2016年12月开始，乐观指数从98.4直接上升至105.8，从此便没再低于100，这与川普赢得大选并就任总统时间相符。一、本次减税不同于以往税改 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，美国经济增长亦明显缺乏动力，也就是在一年多以前，很多人都认同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了长期停滞，因为当时各种数据确实十分不乐观： 二战后至2007年，美国GDP年均增速为3.5%，2009-2016年仅为1.3%。美国减税并非孤立事件，在它之前，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减税潮已然兴起：英国目前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19%，按照此前通过的法律，到2020年将降至17%，法国、日本、印度，以及中国台湾、香港地区，也都制定实施了自己的减税计划，说明各国(地区)之间制造业成本、国际贸易竞争以及税制竞争日趋激烈。第二，提升国税信息技术系统的安全性、可问责及透明度，以便家庭和企业不再担心在没有适当、及时、公平的通知前，其财产被没收。我相信，这一切也必定发生在中国。

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，一个超级大国的税收发生重大变动，一定会引起逐利资本的跨国流动，从而对其他经济体构成实质性影响，其他经济体因利益受损，也会选择相应的税收行动，从而产生国际税收竞争。第三，废除或减少过度管制，因为在美国人看来，管制也是税收，也在裁剪之列。其一，构建股东风险的全周期监测预警机制，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股权信息管理系统，跟踪评估股东的资质变化，识别潜在风险。

借鉴国际经验，应考虑从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要求、流动性标准以及非金融业务范围入手，建立全面的监管评估体系。） 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金融改革 股权监管 。其二，建立监管协同联动机制，实现信息共享与行动统一。从银企关联扩展到银政关联，将地方政府影响下的交易行为纳入关联交易的统筹监管

为此，创造良好营商环境，重点任务就是要明显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如果能够做好扩大内需这篇大文章，充分挖掘内需潜力，我们就有条件打赢这场贸易战，保持未来10年、20年的可持续增长，从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把握主动，有效应对内外部挑战。

要努力打造国际化、法治化的营商环境,就要以扩大内需为重要目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。扩大内需要加快消费结构变革，逐步提升全社会服务型消费的比重。现在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大约为40%-45%，农村居民大约占30%左右。如果未来5至10年，13亿人的服务型消费占比接近或达到50%左右，将产生数十万亿元的消费需求，这将明显改善供给结构，进一步拉动全球消费市场。

当前，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，面对贸易保护主义、单边主义挑战，我们的有利因素在于有巨大的内需市场。应当承认，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，无论是税收成本，还是制度性交易成本，都处于较高水平，这对经济转型升级、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会造成某些不利影响。所以，改革教育体制、科研体制，是发挥创新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第一推动力作用的关键所在。首先，积极发展实体经济。

要在科研领域做出更多创新，核心是要把激励机制做完善。而经济转型关键在于优化营商环境。

产权保护应尽快制度化、法治化，稳定社会资本预期，同时，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。我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，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，面临着各种经济社会矛盾。

消费结构的变化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。来源：经济参考报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扩大内需 政府与市场 。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可以总结为三句话：把门打开，把市场搞活，把激励搞对。如果没有体制机制上的突破，就很难使创新成为扩大内需、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政府信用建设的基础。当前，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6.6万亿元，估计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5万亿-50万亿元人民币。

扩大内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转型升级。究其原因，不能不说与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直接相关。

要加快形成服务型经济，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，重点是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。目前，工业领域的市场已经基本放开，但服务领域的行政垄断、市场垄断还比较突出，由此制约了服务业发展，制约了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贸易的发展。

再次，放开服务业市场。据统计，2016年，全球服务贸易占比为23.8%，而2017年我国服务贸易占比仅为14.5%，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差近10个百分点。

比如，我国服务业占比至少还有20%左右的提升空间，就蕴藏着数十万亿元的消费需求。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，实现扩大内需与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机结合，政府信用建设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，并由此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进程，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挑战。发展实体经济重在大幅降低企业成本，尤其是税收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例如，文化、教育、健康、医疗、旅游等为重点的服务型消费。

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，服务型消费比重的提升处在历史关节点来源：经济参考报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扩大内需 政府与市场 。

据统计，2016年，全球服务贸易占比为23.8%，而2017年我国服务贸易占比仅为14.5%，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差近10个百分点。例如，文化、教育、健康、医疗、旅游等为重点的服务型消费。

再次，放开服务业市场。首先，积极发展实体经济。

比如，我国服务业占比至少还有20%左右的提升空间，就蕴藏着数十万亿元的消费需求。如果没有体制机制上的突破，就很难使创新成为扩大内需、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。为此，创造良好营商环境，重点任务就是要明显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要在科研领域做出更多创新，核心是要把激励机制做完善。

扩大内需要加快消费结构变革，逐步提升全社会服务型消费的比重。当前，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6.6万亿元，估计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5万亿-50万亿元人民币。

应当承认，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，无论是税收成本，还是制度性交易成本，都处于较高水平，这对经济转型升级、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会造成某些不利影响。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，服务型消费比重的提升处在历史关节点。

目前，工业领域的市场已经基本放开，但服务领域的行政垄断、市场垄断还比较突出，由此制约了服务业发展，制约了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贸易的发展。当前，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，面对贸易保护主义、单边主义挑战，我们的有利因素在于有巨大的内需市场。